余英時學貫中西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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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曲折的求學路途。他在「我走過的路—余英時訪談錄」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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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承因戰爭和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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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十六歲才受正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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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沒受正規教育也有好處：「思想不大受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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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黨義等）清規戒律我都沒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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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自由一點！」
余英時將求學過程分三階段。一九三七到一九四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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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鄉村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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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受私塾教育。一九四六年十六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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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史學家父親余協中要他準備考大學，他在惡補下考取父親創校的東北中正大學歷史系，治學之路從此決定。
一九四八年，中國左傾學生運動正激烈，余英時自述，在地下黨領導人表兄鼓吹下，他也自認不能對中國前途置身事外，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但他之前所讀的梁啟超、胡適等中國哲學著作，及五四時期有關「人的文學」作品，又讓他在思想上傾向溫和的西化派，對激進思潮難以接受。
一九五○年，余英時展開「大變動中的流浪」歲月，流亡赴港，成為國學大師錢穆在港成立「新亞書院」的第一個學生，他的中國史學之門也自此開啟。余英時自承，「我完全是因錢先生，才喜歡上中國史。」
新亞書院只是在九龍貧民窟租來的四間簡陋教室，擔憂中華文化道統在共產黨統治下滅絕的錢穆，就在此與學生建立「為往聖繼絕學」的大夢。余英時曾感傷回憶，一回錢穆生病，竟就只睡在空教室的地上，一心只想讀理學家王陽明的文集，余英時趕快幫他買來。
在新亞時代，余英時雖潛心研究中國史，仍未放棄對西方文化與歷史的求知欲，希望以西方為對照，認識中國文化傳統的特性。
他在「論天人之際」序言中，指出自己就讀大學時，史學界籠罩在「歷史演進一元論」的氛圍中，但他則質疑，不論是馬克思主義，或西歐資本主義，怎可能都套用在每一個社會？他也不願依西方觀點，將中西文化的不同理解為「落後」與「先進」之別。
一九五五年赴美哈佛大學念漢學後，余英時終於得以有系統地念西方書籍。他自言，這六年半的博士研究生涯，糾正了他前十八年隨興所至的讀書作風。余英時的漢學大師之路，也就此打穩根基。
中研院院士林毓生指出，余英時對學術研究精神的堅持與心靈的開創，中外無人能超越；而他能有這麼大成就，他的天資能力特別強，研究起來可以幾天幾夜不睡，是很大的原因。
中研院院士朱敬一感嘆，像余英時這樣的寬廣圓融的漢學大師，以後大概越來越難得，因為最近幾十年，人文學的某些領域受到「科學」研究方法影響，也漸漸往「狹小主題、制式方法、迎合流行」的方向走，越走就越沒有詩書寬大的人文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