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參與刑事審判草案採「三階段證據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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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檢辯在準備程序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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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先將起訴書有記載的證據開示給律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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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要將所有蒐集到的證據都列在證據清單。第二階段是律師看了證據清單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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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第一階段未開示部分有閱覽必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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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向檢方聲請。第三階段是律師如提出證據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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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方也可要求辯方開示。公訴檢察官李進榮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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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三階段證據開示」恐怕容易引發檢察官的道德風險。檢方在面臨「政治敏感」、「社會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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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社會大眾要求判死等重大案件之際，怕會故意不開示有利被告證據。例如被告有精神方面疾病，於偵查階段曾提出就診紀錄給檢察官，但起訴書並沒提到被告有精神疾病，在第一階段開示時，因為沒記載，所以檢察官就不用開示給律師看。萬一檢察官沒將被告就診紀錄列入證據清單，或雖列入但名稱寫得很模糊，律師難以察覺，因依國民參審草案，法官不閱卷，被告如不知提出，此部分對他有利的證據，將不會在審判過程出現。 現行制度是起訴後全部卷證都移送到給法院，法官在閱卷的時候如發現被告在案發前一兩年頻繁進出身心科，精神可能有問題，此部分對被告有利，法官可以主動調查，這就是「訴訟照料」。依國民參審草案，看不出法官對被告有訴訟照料義務。李進榮認為，理想的審判是要盡可能發現真實，要發現真實，證據應該越充分越好，從這個角度來看，國民參審恐怕難以發現真實，因為要考慮到國民法官負荷能力、證據要盡量簡化，採用新制度後，離真實只怕越來越遠。德國亦有國民參審，但只限於輕罪，出發點主要是為公民法治教育，與我們目的在增進國民對判決的信任不同。我們許多國民覺得職業法官的判決刑度太輕，不符合正義，但經過各地法院模擬結果，國民參審的判決，刑度常遠低於原本的判決，「如果把國民法官拉進來的目的是希望能夠判重一點，結果恐怕會顛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