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facebook 前些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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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商學院慶祝五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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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兩岸三大學財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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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是「ＡＩ時代的知識創新與管理」。本人應邀擔任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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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分析ＡＩ的social impact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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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之歸納為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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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傳統就業機會的流失、其二為ＡＩ結合大數據後與個資保護的妥協、其三則是產業由競爭走向獨占的趨勢。在論述第二點時，我特別以中國大陸自五月一日起推出「社會信用體系」為例，相對歐盟五月起執行媒體所稱「史上最嚴」的個資法，分析Big Data與My Data的均衡點，而此將是我輩勢須面對的嚴肅課題。 記得五月中旬在廈門參訪時，聽到約有一千多萬人業已列入失信者名單，眼見十分鐘的渡輪也採實名制售票，「信用欠佳」者購票無門；問民眾初步反應，則是並無不妥。但我想到的是，這些Data乃至Metadata從何而來？如何蒐集、處理、利用？其過程是否植基於整套完備的法律程序？在演講中，我分享我的觀察與疑慮，馬上獲得大陸學者回應，而且幸運的是來自西安交大的教授對此主題曾持續關心研究，從二○一四年發布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談到目前「信用中國」網站如數家珍，聽來針對的是金錢信用，目的在鼓勵守信、懲罰失信，似乎占有道德的制高點。當人們享受數位科技帶來的便利，是否質疑過這些便利可能會侵犯隱私。圖為示意。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分享 facebook 十月初在美國副總統潘斯的政策演講中，「信用中國」竟也遭流彈射傷，被評為箝制人權、危害隱私的手段。記得在二○一六年，大陸的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曾展開一連串措施與立法，要求網路服務業者保存並提供用戶活動紀錄，審查平台內容，以服膺國家價值或需求。這也說明當時為何不少外國service provider如臉書、谷歌在網路主權概念下，被排除接觸大陸用戶，要這些外國業者「公開」配合上述措施，恐怕在法律及面子上均有所為難。如果「社會信用體系」關心的只是金錢信用，換言之只是金融信用加上商業信用資料，綜整後賦予等級，雖然仍有個資法爭議，但充其量不過是台灣「聯合徵信中心」外加檯面上電商所蒐集資料的整合運用，類似美國的FICO機制，利害相權後，可能大眾不會過於反對。然而重點在於「社會信用體系」，幾乎囊括大陸所有資料庫，舉凡司法、金融、電商乃至社群媒體、行動支付、租車、購票各種來源，似乎已超出金錢信用的必要性；而且依媒體報導，蘋果、臉書、Airbnb也都陸續讓步，容許政府查閱相關內容，再加「微物聯網」（IONT）的配合，可能形成掌控一切歐威爾式（Orwellian）的體系。自由與安全需要妥協，所以旅客願意容忍在登機前繁瑣的安檢。同樣道理，群眾歡迎大數據帶來的便利，必須在某種程度上犧牲個資權益；人民期待街頭村里的安全，也必須容許巷尾街角監視器的存在。但這些容忍、犧牲必須以法律方式，衡量社會不同需求、法益，做出決定。例如：今年五月四日美國加州州議會提出一法案（編號一一八六），容許警察使用各種監視裝置，但要求必須揭露監視裝備的種類、使用方式，提報使用的數據及數據的處理運用情形，並且在往後購置須尋求公眾意見等。世界各國的個資保護法，乃至今年五月上路的歐盟GDPR，其實都不禁止個資蒐集、或無限制保護個資，而是尋求個資與大數據運用的均衡點。假藉公共利益或創造福祉去謀取利益乃至侵害人權，更應譴責，但都顯示除政治的Big Brother外，商業的Big Brother也蠢蠢欲動。諷刺的是，許多消費者浸淫於海量資料所提供的便利中，不勝欣喜，對這些「表面上免費提供的服務」未深入了解其真正的代價；如政府也棄守不管，甚至本身也成為非法侵害個資的主導者，所謂人權將只是個笑話。在前述研討會後隔日，收到「經濟學人」雜誌，封面報導主題赫然就是The Surveillance State，談的恰是世界各國（包括美國）要面對的共同問題，唯恐在ＡＩ世代人們尋求安全、便利、效率極致化後，反而陷入歐威爾式的社會。Big Data很好，但Big Brother是不受歡迎的！（作者為東吳大學法商講座教授、新世代金融基金會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