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反「送中條例」引發的香港動亂迄今已兩月有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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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見消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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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還有擴大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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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香港作為中國及全球核心金融中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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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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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之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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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言可喻。更令人擔憂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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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香港特區政府及北京執政當局似乎對整個形勢從何以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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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擴大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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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造成官民及警民之間出現裂痕甚至相互敵視，似乎都還沒有清晰的頭緒，以致整個香港社會瀰漫著普遍且強烈的挫折與悲觀情緒。這裡，讓我們嘗試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作一些深層次的觀察與分析。 首先，必須看到香港特殊的人口組成與社會結構。香港從來是一個移民社會，主要來自中國大陸。在中國歷史上，政局每有動亂，必然導致人口大批往南遷徙。1842年香港割讓給英國之後，由於殖民地對內地動亂的隔離作用，香港更成為大批難民之所倚。歷代積澱下來的香港居民，普遍有三種共性：一是強烈的不安全感，特別渴望安全與安定；二是疑懼及反對來自大陸的政治影響；三是不同時代的移入者來自不同地方，語言、文化、生活習慣乃至政治認同未必一致，難免出現隔閡、摩擦與矛盾。1997年回歸之後，香港接納內地移入者每年5萬，迄今22年，已有超過百萬之眾，占目前香港總人口700餘萬的七分之一，當然也存在不容忽視的社會融合問題。這就更不必說近年來開放自由行大批內地遊客對香港社會與民生所產生的複雜效應了。其次，香港特殊的產業結構與財富分配。李嘉誠一代可以白手起家，說明社會階層沒有固化，上下流動性暢通，但當前再無此際遇，年輕一代對力爭上游完全沒有期待。主要原因與香港畸形房地產政策下的高房價有關，香港政府之所以坐視此等政策，一與財政收入有關，二與既得利益階層有關。九七回歸之初，每年六四香港維多利亞公園均有大規模燭光紀念活動，年輕一代參加比例不高；近年來，從占中黃雨傘運動開始到目前反送中抗爭，年輕一代參與者眾，反映的即為深沉的世代矛盾。第三，當然也要從政治的治理角度觀察。「一國兩制」的制度創新坦白講沒有問題，事實上，如何面對主權與治權的同時回歸，恐怕在政治理論與現實上也無人可以有第二個答案。鄧小平能提出「一國兩制」的方向、理念與框架，應該說，已經盡到了他的責任。但「一國兩制」畢竟只是一個大框架，這個框架模式要如何細部設計，摸索修正，妥善操作，就應該是後之來者的責任與挑戰了。後之來者，既包括北京執政當局，也包括香港特區政府。具體地說，一個完整的香港「執政體系」，包括從中共作為執政黨內的港澳小組，到港澳辦到中聯辦，再到特區政府，都必須精準掌握到「一國兩制」的理論精髓，同時又能切實深入理解香港特殊的人口組成、社會結構與財富分配，以及香港不僅一向是全球金融中心，同時也是國際政治與情報博弈中心的政治現實，才有可能在面對困難與複雜度遠遠超過一般政府治理的形勢下，妥善駕馭。明顯的，這個體系中從各層領導到中堅幹部甚至到與香港社會接觸的一線官員，對其素質能力的要求均應遠高於一般體系。只可惜，回歸之前，還有如許家屯、張浚生等具備相當政治智慧的官員，回歸之後反而不復見矣。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火山之爆發，都是長期能量持續蓄積到臨界點之後的噴放。反送中只是導火線，導火線未點燃之前，火山只是一座安靜的火山，但內在的矛盾能量卻在持續蓄積，待導火線一燃，即一發而難以收拾了。外部勢力介入是必然的，但它是末，不是本。本是長期積累沉澱的各種深層次問題，須追本溯源才能根治問題，捨本逐末，是迴避現實，逃避責任，非大智慧、大有為政府所應為。，